林叶从没考虑过，要让儿子去读家门口的对口公办初中，用他的话说，“学校太差了，小区附近的学生都跑了，大家要么去考民办，要么买学区房。”
不过，学区房不在他的考虑之中。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的林叶，认为中考、高考、就业都需要竞争，应早早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幼升小有点早，他们直接给儿子报了家门口的公办小学。理想状态中，孩子应该在小升初时参与竞争。
林叶的夫人喜欢刷育儿论坛，加了不少家长群，给儿子定下了一所离家不远、风评不错的民办校作为目标，并提前找来往年的面试经验。
今年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
上海市在今年3月公布的《2020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打乱了林叶一家的计划。意见指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并且，一旦民办学校的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由各区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
事实上，从三年前开始，上海作为试点，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政策做了一系列调整。2018年，上海宣布当年在幼升小阶段，实施公民办校的同步招生，简称“公民同招”，包括统一入学信息登记、同步网上报名公办小学或民办小学、同步进行公办小学第一批验证和民办小学面谈等环节。“公民同招，摇号入学”近期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各地做法大致相同。
最大的变数隐身在这一新政背后。如果孩子选择报名民办校，但在面谈后未被录取，他可以进入公办校，但极大的一种可能是，根据“本市户籍人户一致优先、同类排序靠后”的原则，孩子会被统筹去区内排名靠后的公办校。对家长而言，这是一场博弈。如果对口的公办小学还不错，孩子是否要去搏那本就不多的民办小学录取名额？一着不慎，两头皆输。
当时，家住长宁区的孟女士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她不算“鸡血妈妈”，幼升小前，仅给儿子报了一个跟着外教学英语的辅导班。学区对口一所风评不错的公办小学，附近也有个在上海排名靠前的民办小学。原先的计划里，儿子要去民办小学试试水，如果面谈不成，就去公办小学读书。新政出台，孟女士犹豫了。2018年入学的孩子基本出生于龙年，人数众多。而她对儿子的定位是“中等水平”，去民办搏一把，机会成本太高。最终，他们决定让孩子直接入读对口的公办小学。
像她这样想的人不少。当年，上海市幼升小信息登记18.04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小学1.99万人，预计报名录取比为1.4:1。而2017年幼升小信息登记16.77万人，其中报名民办小学3.74万人，报名录取比为3:1。
2019年3月，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要进行公民同招。政策的升格是在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当时，国内多数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则临时调整了招生方式。当年7月9日，宁夏银川市对四所民办初中招生计划的40％进行了电脑随机录取，计划在四天后开始剩下60％招生计划的面谈。因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银川市在7月10日紧急下发通知，60％的面谈招生方式取消，改为电脑随机录取。
此后，国内各省市陆续出台规定，明确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时，要落实该政策。2019年末，教育部基教司司长吕玉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教育部已经给各省下发“军令状”，这一政策今年必须“不折不扣地研究并落实，不合理的现象必须改过来。”
（（资料图片）一名参加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民办小学）招生面谈的孩子和妈妈一起阅读面谈注意事项。图/新华）
民办校热过了头
“圈地抢生源”的现象已存在多年，教育资源发达的上海，这一问题尤其凸显。
2017年是个巅峰。当时，上海市民办阳浦小学的面谈试题，是类似奥数的题目，要求作答对象不是孩子，而是家长。事后，一名家长在朋友圈感慨：“愧对小女，愧对列祖列宗。”同期，上海市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家长电子问卷也被披露，要求家长填录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及第一学历。还有家长表示，上海某民办小学在面谈中要考察家长的身材，如果过于肥胖，说明家长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行，恐怕会殃及孩子。
考家长、查血统的面谈方式，火速踢爆全网。上海市教委当时公布了处理意见，要求涉事的学校公开致歉，并核减明年的招生计划。外人恐怕难以理解，上海民办小学的竞争之激烈，被家长戏称为“幼儿时期的一次高考”。
上海是鼓励民间资本办学最早的城市之一。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改革前沿的上海，居民对下一代的教育有着迫切的需求。但公立学校往往“铁板一块”，改革难以突破。这种情况下，享受着公立资源，却能由学校自主管理、自筹经费的公立转制学校，成为教育改革的阵地，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压力。
当年，上海有五所公办学校成为公立转制学校，之后陆续有其他学校加入。他们往往基础薄弱，并非声名在外、实力雄厚的学校。转制后，他们经费自筹，教师自聘，法人自主管理。政府为这些学校提供了场地、校舍，租金极低，政府负责前三年的基本办学经费，三年后断奶。
为了给各个公立转制学校打响牌子，几位有着多年工作经验、接近退休年龄的资深校长，被各区教育局邀请去这些学校担任校长。几年内，许多公立转制学校都因办学自由度较大，在课程设置、教材编排、教学形式改革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色，吸引了大量家长前来报名。而这类学校被允许通过笔试挑选学生，生源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
截至2001年底，上海市的公立转制学校共有76所。当时，一名公办学校的校长被区教育局调入一所著名公立转制学校任负责人，不同于10年前的刚起步时期，她被要求，必须将公立转制学校办成最好的。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明显感觉到公办和公立转制学校的区别。前者容易懈怠，“扑腾不起来”。后者则在自身的生存压力之下，不断向前冲，学校带头人会不断思考，哪里还能向前再推进一点。“在家长心里，我们这种学校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极限，永不停歇。”
2004年，国家发布《民办教育促进法》，公立转制学校必须明晰产权，选择成为公办还是民办。此时，民办学校生源的优先挑选原则依然没有改变，但已受到了限制。2000年前后，招生笔试取消。2003年前后，有学科类倾向的面试改为面谈。上海市教委要求各民办学校上报面谈试题，校长须签字承诺，一旦发现面谈中有学科类倾向，校长将被问责。不过，面谈仍然可以考察学生的短时记忆力、反应能力、外语模仿力等，表现优秀的学生会被民办小学优先挑走。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夏惠贤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这一现象持续下去的话，社会的阶层分化将会提前至7岁。根据家境的好坏、自身的优秀与否，适龄儿童可以分为四类。其中，家境好、自身优秀的孩子以及家境好、不太优秀的孩子，都进入了民办小学。前者通过面谈被选入，后者则通过“关系”等途径进入。
在上海，民办小学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一年数万元，再加上一系列课外辅导班的费用，显然不是收入低家庭可以承担的。显而易见，家境不好的学生，既支付不起民办小学的学费，也无力购置昂贵的学区房，只能进入普通公办小学。
上海的公办小学也分几类。上海某区教育主管部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第一类，生源有保证，学校不断接任务、不断研究，不比民办小学差；第二类小学稍差一些，排名中等；第三类小学则比较弱，因划片原因，生源不好，久而久之，只做保底。想要推动最后这类小学的改革很难，它们往往陷入恶性循环，招不到好学生，招不来好老师。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稳定发展的民办小学，良性循环业已形成。优质生源、优质师资相辅相成，互为吸引。因此，民办校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存在，在上海著名育儿论坛，如果三岁孩子没有报补习班，没有开始学习英语，发帖请教的孩子家长会被别人批评为无知、拖孩子后腿。
孩子的起跑线正在被拉长，让前述教育主管部门人士感到不解。她认为，即便在上海民办资源发达的城区，优质公办小学与民办小学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深陷焦虑的家长，将民办校捧上神坛。她坦言：“民办学校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给了它很大的压力。它怎么会这么热门？让我们有点看不太懂了。”
